出版业已经进入低增长和微利的阶段
- 2012-06-19 14:06:201945
商业化以追求利润大化为目的，势必导致文化产品生产者追求受众群的大化，文化产品围绕着消费需求展开，获得高的收视率、高的发行量、高的点击率、高的市场占有量，便成了目的。商业性大众文化的传播一方面大大满足了个体意识越来越强烈的现代人休闲娱乐的诉求，一方面又使文化的商业价值得到飙升，为投资商赢得滚滚财源。前几年“超女”文化创造的巨大财富效应，即是文化商业化的一个奇迹。据报载，“超女”对社会经济的总贡献至少达几十亿元，“超女”品牌的商业价值超过二十亿元。虽然“超女”见证了商业文化通过电视等现代媒体的登台亮相，然而围绕“超女”引发的争议，至今都没有停止。平凡的邻家少女一夜之间登上了杂志封面，进入千万人的生活，为插上梦想翅膀的年轻人呈现了多么诱人的前景。然而，文化商业化带来的隐忧不容忽视，文化的进步靠钱是堆砌不了的，表象的繁荣背后是文化生态的沙漠化。“超女”现象的影响之深、范围之广，从娱乐圈辐射到读书界，随之而起的是“粉丝阅读时代”的来临。像韩寒、郭敬明等青春偶像拥有大量“粉丝”自不必说，即使像易中天、于丹、钱文忠等“百家讲坛”派当红学者亦无不拥有大量“粉丝”。“粉丝”多自然拉动图书的销售，高人气带来的高销售让出版社和作者都乐此不疲。在今天这样一个经济化的时代，几乎所有的行业、产业都被经济利益所裹挟，出版业自然也不例外。一切以利润判高下，导致格调低俗、跟风出版等现象层出不穷。作为一名出版从业者，我常常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在出版工作中强调要弘扬主旋律，可我们的主流文化对青少年明显缺乏吸引力，我们的主旋律图书往往受到市场冷落，不得不依靠政府补贴而勉强做到保本不赔。在出版转企改制之后，在全社会市场导向剧增之时，在生存竞争的经济压力之下，出版人如何权衡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呢?
今天的出版人时常会说起现代*文化人办出版的佳话。如张元济到商务任职之前，商务作为一个民间机构，尽管出版了一些书籍，但无论在文化理念还是社会影响上，都没有明确的定位。只有在张元济手里，商务才完成了“文化商务”的企业构建。商务印书馆将自己的经营理念总结为“在商言商”和“文化本位”。前者指出版社不能不考虑赢利，业务活动要围绕商业经营来进行。后者指出版社不是单纯的赢利机构，而应秉持文化出版的理念，做与文化相关的事。商务正是在张元济手里完成了从印刷工厂到出版机构的文化改造，逐渐成为蜚声海内外的文化教育机构。在百年激荡的政治风潮和社会变革中，商务始终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理想，以出版为阵地，引进西学，整理国故，创立现代教育体系，在促进文化学术进步、引进现代科学技术、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等方面，成绩，为近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发展，为整个民族的复兴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张元济、邹韬奋等大批前辈出版家无不怀抱着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而投身出版业，“张元济精神”、“韬奋精神”至今泽被后人。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斥着喧嚣、浮躁的商业文化环境中，出版人应当自觉继承前辈的精神与传统，提升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对文化理想的坚守、对“文化自觉”的践行。切忌舍本逐末，唯利是图。否则，建设文化强国，终究会成为一句应景的口号。中国出版集团总裁谭跃先生说得好：“文化的本质是文化，不是产业，出版企业的本质是内容创新，不是经济增长。我们要把产业做大，但我们的战略眼光是把文化做强。”窃以为，一个没有“文化自觉”的出版人，就像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无论未来的时代如何变化，出版人身上的“文人”特质、文化理想都不应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