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决胜全面小康 中国依然是经济重要引擎
- 2016-02-25 14:02:307250
"十三五"是中国决胜全面小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经济转型为主线、结构性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的窗口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转型闯关需要跨过哪些坎，又将面临哪些影响全局的严峻挑战？
“十三五”：经济转型的历史关节点
上海证券报发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研究团队文章表示，“十三五”，中国经济转型的历史性特点十分突出：增长、转型、改革高度融合，以转型改革促发展是一个基本趋势；转型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经济转型升级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与市场空间；经济转型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转型需要“闯关”。抓住机遇、应对挑战，重在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矛盾。由此，释放市场活力，释放转型发展的内需潜力。
“十三五”：经济转型“后窗口期”
(1)投资主导型的增长方式走到尽头。当前，中国面临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严峻挑战。客观地说，过剩产能、过剩库存、过高杠杆的形成，既是投资主导增长方式的必然产物，又是投资主导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的实际反映。
(2)经济转型滞后加大经济下行压力。
2015年，中国GDP增速为6.9%，总体经济态势平稳，但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加大。这有周期性和性的因素，但根子在于经济转型滞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实际成效主要取决于产业结构调整的突破。要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争取在“十三五”的头两年取得重要进展。
(3)经济转型正处在闯关的历史关口。“十三五”如果能实现经济转型的重要突破，不仅能缓解短期经济下行压力，而且将释放中*增长的巨大潜力。反之，就有可能失去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并由此引发系统性的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
“十三五”：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拐点
当前，实体经济领域两种情况并存：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实际困难增大；一方面，经济转型升级呈现新的趋势性变化，产业结构、城镇化结构、消费结构正处在加快变革的重要阶段，新趋势、新结构快速形成。
在这个特定背景下，关键是谋划好、把握好经济转型的路径选择，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矛盾和问题，以转型发展释放巨大的增长潜力。
(1)经济转型升级的突出优势。中国是一个超过13亿人口的大国，发展战略的回旋余地大。尤其是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无论是增长的趋势、结构，还是增长的动力，都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变化。
其一、产业结构变革正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当前，中国经济服务化的趋势正在形成。“十三五”期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将明显提升，估计由2015年的50.5%提升到2020年的58%左右，有可能达到60%，由此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
其二、城镇化结构变革正由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十三五”，随着居住证制度的渐次推开，从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的速度将大大加快，并由此形成“十三五”转型发展的“大红利”。
其三、消费结构变革正由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型。“十三五”，中国服务型消费将进入全面快速增长的新阶段，估计“十三五”期间，中国消费率有可能达到55%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保持在65%左右，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2)经济转型升级与新一轮化的历史交汇。进入“工业3.0”、“工业4.0”时代，产业变革风起云涌，正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再平衡的格局。
其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与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呈现历史交汇。在“工业3.0”、“工业4.0”的基础上改造传统产业，形成制造业强国的技术优势、产业优势，成为中国“十三五”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任务。
其二、中国开放型经济新格局与新一轮自由贸易进程呈现历史交汇。如何把国内产业变革、消费结构升级和推动新一轮自由贸易进程有机结合，通过主动参与服务贸易形成现代产业体系，成为“十三五”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课题。
(3)抓住趋势，顺势而为。顺应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关键是把握好扩大内需的突出优势，“出好牌”、“打好牌”。
其一、13亿人的消费结构升级是转型发展的重大利好。如果消费能够在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那么经济增长的持久性就会增强，经济波动就会有所减少，经济增长就会比较平稳，产能过剩等问题就有解决的空间。
其二、产业结构变革是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因素。“十三五”，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加快经济服务化进程，将带来经济转型的新动力，形成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新动能，促进新产业和新业态的不断涌现，并成为支撑“十三五”期间6.5%左右经济增速的主要条件。
“十三五”：结构性改革的攻坚时期
(1)经济转型面临结构性矛盾掣肘。
其一、需求与供给的结构性矛盾。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着的突出问题是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相适应，需求引导供给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供给释放需求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利用。为此，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增强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
其二、消费与投资的结构性矛盾。“十二五”以来，中国投资消费失衡的格局有所改善，消费率和消费贡献率开始回升。但是，由于投资驱动的增长格局没有根本改变，投资消费错配的矛盾仍然突出，有效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
其三、政策与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化解经济下行压力，主要不是靠政策刺激，而是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与制度创新。以化解产能过剩为例：一是政策刺激要起到“托底”作用，尤其是金融宏观调控，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二是要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素市场化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理顺诱发产能过剩的相关体制机制，逐渐消除产能过剩的制度性因素。
(2)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矛盾。面对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矛盾，需要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攻坚结构性改革，闯出一条以结构性改革化解结构性矛盾的新路子。
其一、以结构性改革推动产业结构变革。中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市场资源配置的重点要由工业领域转向服务业领域，依靠市场力量大力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以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其二、以结构性改革推动城镇化结构变革。“十三五”，中国将进入人口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要有新思路，要以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加快人口城镇化进程。
其三、以结构性改革推动消费结构变革。实现消费驱动经济转型的重大突破，关键是创新消费供给，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并且加快投资转型。
(3)经济转型时期结构性改革的突出特点。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结构性改革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以结构性调整为重点任务，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基本目标，以制度创新为重大举措。
从现实情况看，中国经济转型的矛盾与挑战主要是结构性问题：不仅需要结构调整，更需要结构性改革；不仅需要政策调整，更需要相应的制度变革；不仅需要需求侧结构性改革，更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4)以结构性改革为重点深化全面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总体部署。从这两年改革的实际进展看，有些领域的改革进展较快，并且有实质性突破，但有些领域的改革滞后，并出现了改革“打滑、空转”的现象。
当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改革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也大大增加。这就需要按照十八届五中全会的要求，在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上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形成自上而下的共同改革行动，形成结构性改革的良好氛围。
“十三五”：经济转型升级的基本趋势
文章表示，经济发展的活力在于结构变化和制度创新。适应、经济新常态，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十三五”关键在于以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由此，不仅能缓解或者化解短期经济增长的矛盾和困难，更重要的是将通过转型升级经济结构上一个新台阶，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
(1)“十三五”中国服务业发展空间巨大。“十二五”时期，中国服务业得到快速发展。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2010年提高4个百分点”，即从43%提高到47%。2015年这一比重已经达到50.5%，比“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目标要求高出3.5个百分点.
如果到“十三五”末中国服务业占比达到58%左右，意味着5年内还有约8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应当看到城乡居民消费规模的扩张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服务型消费全面快速增长带动经济的服务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的基本趋势。在这个趋势下，“十三五”或者更长一段时间内，服务业占比年均提升1.2个百分点左右是完全有可能的。
(2)服务业不仅速度在增长，而且结构也在发生重要变化。从规模看，“十三五”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将明显提升；从结构看，与工业转型升级相适应，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的转型初见端倪，以研发、金融、物流等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将从现在的15%左右提升至2020年的30%以上，由此形成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在动力。
(3)以服务业发展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十三五”，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是实现制造业强国的战略选择。
目前，中国制造业的人均产值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3，主要原因在于以研发、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严重偏低。从发展趋势看，制造业转型升级主要依靠以研发、设计为的生产性服务业，其基本趋势是由生产型制造走向服务型制造。
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不是不要工业，不是不走工业强国的道路，恰恰是工业转型升级、工业强国的客观需求。2015年，中国新产业增长较快，全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0.2%，比规模以上工业快4.1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11.8%，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这与近几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加快发展直接相关。
(4)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将经济新常态。就业问题既和速度相关联，也和产业结构相关联。随着经济转型升级，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将是扩大就业的主要载体。从绿色发展的角度看，环境保护力度加大等因素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产业结构的变革。
根据初步测算，如果未来几年服务业占比从50%提高到55%，中国能源消耗总量将下降14%左右，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下降18%左右。可以说，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是中国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撑。
基本形成户籍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
(1)推进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一个重要载体是人口城镇化。按照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三五”期间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要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十三五”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有可能每年以不低于2个百分点的速度提升。估计到2020年，中国规模城镇化率将有可能超过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将由2014年的36.6%提高到50%左右。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与产业结构变革的进程相适应。估计到2020年，服务业占比达到58%、60%左右，若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5%左右，这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不相适应。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与全面小康社会的进程相适应。到2020年要达到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若只有45%左右，这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不相适应。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与平均发展水平相适应。2011年，人口城镇化率平均已经达到52%。如果到2020年，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2011年人口城镇化率的平均水平还相差几个百分点，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2)关键是“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十三五”期间要加快相关政策的落地，实现*确定的使1亿左右农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定居落户的目标。如果近两年能有效解决这1亿农民工的问题，“十三五”户籍人口城镇化就会有重大突破。
(3)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要有新思路。“十三五”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要在推进三个方面的重要转变：一是由对人口的控制转向对人口的服务与管理；二是由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转向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三是由治安部门管理为主转向人口服务部门的管理为主。
目前社会流行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拖累了经济发展。这种观点既不客观，也不符合事实。实际上，中国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中国大规模的进口和中国以两位数增长的境外投资，以及中国惊人的海外旅游消费都显着拉动了世界经济增长，而且这种作用是目前所有经济体都叹为观止的，包括美国在内。
经济参考报报道，中国国家*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9%。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经济增速依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在25%以上。特别是中国在转方式、调结构的痛苦转型期，资源环境条件、市场环境条件、供需条件都发生了变化，取得6.9%的经济增速已难能可贵。这个速度是平均增速的2.3倍，是美国经济增长的2.8倍。
有些学者将经济低迷的原因归于中国，夸大了中国经济减速的外溢效应，不愿正视中国经济取得的成果。据货币基金组织估算，中国GDP增速每下降1%，经济增长会放缓0.05%。据高盛估算，中国GDP增速每下降1%，对美国GDP增长的总体影响只有0.1%。即便按较差情景预测，即中国国内消费需求增速放缓2个百分点、人民币继续贬值，美国和欧洲经济所受影响多为0.2和0.3个百分点左右。
经济低迷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美元加息预期、欧日经济增长停滞，许多新兴国家过度依赖资源能源部门，原油竞争性供给增加导致油价持续低迷等，均使经济增长产生*不确定性，并对市场预期产生*负面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体系中，欧美是消费拉动的主力军，中国的主要角色是生产制造，投资与消费拉动大约各占半壁江山，还有一些国家主要提供资源能源和原材料。应当说，主要发达经济体债台高筑、增长明显放缓、消费需求大幅萎缩是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动力。资源国家高度依赖资源能源的经济结构高度脆弱性，也是拖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2013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货物贸易大国以来，中国保持出口世界，进口第二。2015年中国进口总额降幅较大，价格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中国依然保持了世界贸易大国地位。虽然中国原油进口总值下降，但原油进口数量却上升，铁矿石也类似。中国目前进口规模每年大约2万亿美元。随着中国消费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中国的进口需求不断膨胀，在未来几年中，中国在进口方面将超越美国，成为大的进口消费市场，拉动经济增长。中国巨大的市场不仅进口发达国家产品，同时也为世界不发达经济体提供了出口机会和宝贵的发展机遇，中国为67个穷国单方面提供零关税待遇。中国已成为不发达国家大出口市场，这个势头将*保持。
2015年，中国在经济减速情况下，利用外资规模达到1262.7亿美元，同比增长6.4%。美、欧、日对华投资大幅增长，显示在发达经济体媒体在唱衰中国经济的同时，企业则在不断加大在中国投资布局的力度。有人讲中国出现外资撤离潮，实际上这种现象不明显，外资流入数据证明了这一点。部分外资企业撤出中国确实存在，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要素成本上升，淘汰落后产业和低附加值产能，一些外资企业转移符合产业转移的正常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