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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48次季度报告会在京召开，多位学者和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研判了经济与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
 

　　梁红：预计一季度GDP可能增长7%
 

　　2月14日公布的1月PPI同比上涨6.9%，涨幅继续扩大。“工业PMI与PPI趋势都呈现明显”V“形，恢复得比较明显。”中国金融有限公司经济学家梁红说，“明显的是名义GDP增长。如果不出问题，今年一季度可能看到7%的增长”。
 

　　梁红表示，房地产销售受到抑制后，消费正逐步升温，今年上半年，中国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都至少呈现温和复苏的状态。
 

　　齐鲁资管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去年拉动经济增长的两大因素一是房地产投资增速回升，另外是基建。对于2017年经济是否向好，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济学家伍戈提出了两大条件，“在前期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库存的去化是经济复苏的一个必要条件，充分条件一定是需求，特别是终端需求的改善”。
 

　　“终端需求中间非常重要的是房地产，但是由于深层次的问题没有解决，例如土地管理利用的*机制尚未健全，因此中国房地产价格陷入了三年一轮回的‘上涨-打压-报复性反弹-打压’的死循环中。”伍戈说。
 

　　朱民：经济低迷增长金融风险或上升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认为，2010年欧债危机后世界经济还未恢复，处于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货膨胀、低投资、低贸易、低资本流动、低油价状况。七年来，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跌，去年增速仅为3.1%。另外，投资水平普遍低迷。
 

　　“化是由贸易和资本能够推动的，如果贸易下降，资本流动下降，化在哪里?”朱民表示。他指出，出现这样的低增长状况，其原因是人们低估了危机对经济的影响——它对资源的再配置及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的破坏力，从而造成了经济根本的结构性变化。
 

　　的新政对经济基本面产生了一系列的冲击。一方面，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提高总需求;另一方面，提高利率、吸引资本流入。
 

　　朱民指出：“这是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组合拳。”他表示，由于的组合政策的协调性非常困难，因此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再加上美元走强，使金融风险上升，甚至可能出现过去美元走强时爆发的拉美、亚洲金融危机。
 

　　管涛：资本外流压力来自境内资产配置
 

　　今年一月份，*公布外汇储备跌破三万亿。自“811”汇改以来，中国资本外流加剧、汇率贬值压力明显。但是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员管涛表示，中国资本外流并不是“811”汇改以后发生的，而是从2014年的第二季度就已经开始了。
 

　　“实际上我们现在资本外流，储备下降的压力并不是来自于境外做空人民币的势力，主要来源于境内的资产配置。”管涛认为。他表示，对于中国来说，无论是前期的热钱流入，还是现在的资本外流，都是企业或家庭的“蚂蚁搬家式”的流入和流出，因此仅仅打击境外的做空势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价格信号比任何预期管理更有用，当价格信号发生作用，而且市场相信政府有能力维持汇率稳定时，汇率才有可能稳住。”在管涛看来，重塑政府市场信用，提高政策可信度，是提高汇率稳定的关键，这要靠市场的沟通，也要靠市场的操作，“没有*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