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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中，我们确实可以找到以下几个刺激内需的有效途径，而我们政府也会在2009年朝着这些方向去努力！

   首先，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会增加市场的货币供给，从而降低企业和个人的融资利率，以刺激其投资和消费，达到提高有效需求的效果。本轮适度的宽松货币政策（包括多次降息和调低存款准备金率等）就能看出政府的意图。

  第二，加大政府的支出，让“看得见的手”，在破坏的价格体系中，去支撑经济的发展，而又在这样政府主导的发展中去修复被危机破坏的价格信号。一旦失灵的价格信号重新复苏，政府应该尽快将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能手”重新引入进来，发挥它zui擅长的、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效率改善”作用！虽然在修复阶段，政府投资会占用金融体系的流动性（民间资本），造成市场利率提高的不利后果，但是，在经济低迷时期政府投资对推动经济增长的效果是直接的。当前政府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因为是有利于今后民间投资和消费的，所以，从理论上讲，确实无可厚非。但是，大政府机制一旦定格化或*化，它所带来的市场效率低下现象也是不容忽视的。

  第三，减税的作用。如果减税是全面性的，那么，它和降息一样，会刺激投资和消费。而且，效果要比降息好。所以，中国政府改革增值税，购房交易税等税收政策，明显有利于民间投资和消费的复苏。

  第四，稳固进出口增长有利于刺激经济复苏。汇率调整和关税下调，都是有利于出口增长的。我国政府也采取了这样做法，并充分意识到当前中国产业的海外竞争力，及时上调了出口退税等，这也能看出中国政府利用一切可以刺激有效需求的手段来保住增长。

  第五，乐观预期会促进消费和投资。卢卡斯理性预期理论告诉我们人们是预期未来来决定今天的投资和消费计划的，所以，我们的政府接连不断的出台利好政策，就是为了充分提振市场的信心，使自己的“输血”救助尽快转变为市场自发的“造血”机制，以强化市场复苏所需要的活力。

  但是，对于中国经济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而言，2009年我们若想尽早摆脱危机的困扰，那么，只有处理好以下几个更为重要、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才能有所“建树”：

    一是目前刺激消费的扩大内需方式是否能产生真正的“有效需求”，值得商榷。比如企业投资支出，它是属于投资型的内需，过多的依赖这种刺激投资领域的总需求的做法，在实体经济已经陷入低迷的阶段，反而会进一步导致更为严峻的产能过剩问题。

    二是政府目前大力投入基础设施投资和加大政府采购行为，都主要侧重于这些投资型的内需扩大方面，而不主要是通过“改善民生”来刺激消费型内需的增长。所以，如何使我们能够尽快实施有利于解除大众“后顾之忧”的公共投资，这对创造“有效需求”上，效果可能会更加明显。

     三是关注中小企业的成长，可能对促进社会和谐，意义更为明显。因为，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小企业如同雨后春笋一般茁壮成长，至少它承担起了中国劳动市场不小的就业压力。但是，目前危机当头，如何帮助中小企业家减负，就成为决定我们经济上能否打出一个漂亮的翻身仗的关键因素。因此，无论是在降低税负，还是在打开更多的融资环境方面，政府都应该责无旁贷。

     四是金融体系的健康化发展将直接影响我们刺激内需的效果。如果我们的银行体系担心未来的不确定性，手里又没有足够的工具来规避和缓解这种不确定性，那么“惜贷”问题就会严重影响我们货币政策实施的效果。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金融市场充斥着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信息不对称问题而无法加以有效监管，即使大小非解禁意味着股权结构的脱胎换骨，但如果缺乏这种改变所能带来的公司业绩增长的内在机制，那么，股市就会对企业的这种“解套战略”产生非常明显的排斥行为，结果，政府刺激经济的减税效果，就会因为股市投融资功能萎缩所造成的大批有实力企业的融资成本上升而大打折扣。

    五是也要重视“总供给”政策对“有效需求”的影响机制。比如，根据欧美的成功经验，加强教育投资，鼓励创新和创业，就有可能增加全社会就业和收入增长的机会，而且，这些就业人群的增加和实际工资的增长，又会转变成可持续的消费需求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可喜局面！